再访德黑兰

□ 阿里·雷公

1999年3 月11日中午11时45分，我转道莫斯科第二次赴伊朗首都德黑兰，出席刚成立的伊朗中国文化研究所为我举办的父子画展。

为什么转道莫斯科呢？此次画展受邀之时就发生了故事。2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伊朗使馆李东林翻译的电话，说前任文化参赞、老朋友萨贝梯先生到京想见我，我如约而至，老朋友相见不亦乐乎，紧紧拥抱互道衷情。作为研究所所长和董事长，萨贝梯当即邀请我再赴伊朗办展，担负所有费用，并当场请李东林先生起草邀请函，还希望他回国时能带走我的作品。第二天，我让夫人取来他们翻译好的邀请信，并于当晚挑选了20轴新老作品亲自送上。在我与朋友的交往中，人不与作品同行这是先例，这是出于对老朋友的信任。

但一次次经验和感觉还是促使我拉了清单，相见时不好意思地请他清点后签了字，20幅作品毕竟是我10余年的心血和少半个家产呀。

就这样，我等待着他的机票和 3 月11日在德黑兰画展开幕的消息。一个月过去了，等来的是用我的姓名顶替别人的机票。《北京晚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市场报）等多家新闻单位已将我“再访德黑兰”的消息公诸报端，而德黑兰没有了消息，使馆的朋友建议我先垫付,购买“俄航”机票，转道德黑兰。就这样，打点行装，再选30余精品，告别送行的众亲友，只身转道莫斯科，再闯德黑兰。

后面是下飞机前的笔记：3月11日，小雪和着细雨，空气难得的清新，轻松散步后出发。比起往常要轻松得多，在机场朋友的引导和帮助下，经过认真的出关手续，便步入政协和人大“两会委员”的绿色通道出机场。12时48分，“俄航”SU波音777慢慢升空，开始了又一次向西的独行。      

也许是有前几次的闯荡，也许是机上前后左右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再没有孤独感，也不费语言的气力，同座的姐妹确认我不是中国同胞，更肯定我地道的北京话是学得好，我辩白无用，只有让护照去说明。

自然的沟通，彼此心明，他们称赞能出国办展你比一般非同，我确羡慕他（她）们的好年龄，赶上了能处在充分发挥人的潜能的好的历史之中，也慨叹自己终因把握了命运，没随波逐流地认命，今天的人生与艺术来自拼博抗争。

谈话中从焦荣小姐那里了解，前苏联这一大帝国在一夜间的巨变中，权势与平民，财富与权利，富人与贫民在裂变中顷刻形成。而12亿人口农业大国的我们，走平稳过度之路，对百姓确实是比他们轻松，但愿在深入中，在亚洲的经济危机中，我们能如愿达到理想的历程。（登机前朋友讲，俄国人多爱喝酒，机上酒气重，我到被第一位俄妇的烟雾熏得头疼，紧跟着是我们的男同胞的连连重雾，真让人难躲难顶。）

谈笑间，8个小时匆匆而过，6小时在莫斯科机场的等候，认识了几位南方的中国同胞和一双在芬兰学习后转道回国的伊朗夫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德黑兰12日清晨2∶10分在德黑兰机场安全降落，顺利出关。研究所副主任塔瓦那和埃乐哈米先生用两部车分别将我和同机到达的北京现代管理学院副院长章韶华夫妇接往坐落在市中心的德黑兰饭店（四星级宾馆），在那里与为我们办理住宿手续的萨贝梯先生紧紧拥抱，寒暄之后，便分手相约次日再见。

12日星期五，是伊朗的周日，再次置身德黑兰。心情激动，洗漱后躺了3个小时便翻身起床，打开窗子，一片阳光洒进心扉，端起摄像机让它和我一起吸吮这里久别的雨后清新。

在北京时常关注友邦伊朗方方面面的消息，曾听德黑兰几次因空气污染而宣布紧急状态，中小学校停课。当我面对窗前蓝天、白云、雪山、楼群和稀疏的车辆时，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的确，因德黑兰背对雪山，时常有雨雪，再加上市政不像北京那样大规模地进行现代化的施工或曰改造工程，有风尘土飞扬，塑料袋满天飞，无风是汽车尾气加各种飘浮物悬在空气中不散的现象。

但在他们的星期一（公历周六），城市道路上如潮的车流，马达、喇叭轰鸣和呛人的汽车尾气又不得不让人确信这现实。

自认是熟人，早餐后便一人散步于街头巷尾。中餐和章韶华夫妇共进，并主动提议作导游，同他们一起去LALIEH公园,在那儿的小清真寺，章夫妇分别领略了我们男女穆斯林礼拜的场所和礼拜的形式。之后便来到公园新增设的自由市场，我为这美丽的公园被市场占去了大半而遗憾，而琳琅满目的伊朗精美工艺品却让他们流连忘返，大解银囊博览饱选，小雨渐渐变大，催促我们返回。这时塔瓦那先生已在饭店等候多时，随他雨中行车，来到公园式的中国文化研究所。

画展中国文化研究所

未及端详这环境便匆匆像变魔术般地将“当代杰出画家阿里雷公画展暨赛义德·雷传翼父子画展”推出，当晚伊朗电视二台便将专题播向全国，次日见诸报端。（达斯坦小姐提供样报）

由于萨贝梯先生一直从事对华的文化工作，回国后又多年在伊朗文化部上层工作，且精明干练，有着广泛的上中下层基础，所以他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得到各界，尤其是文化部和伊斯兰文化指导委员会的支持，我的到来是这一机构成立后的第二批中国客人（第一批为新疆十余人的表演艺术家访问团，其中有著名维吾尔油画家哈孜·艾买提）和第一位中国画家的画展。开幕晚会虽仓促但很热烈，天降毛毛细雨，但伊朗伊斯兰文化指导委员会和文化部官员及新闻单位、艺术界以及众多各界友人，就连他们的夫人、孩子，甚至老人有的都来到展厅，伊朗著名细密画家阿里江普尔也带了许多送我和家人的礼品来了。鲜花、糕点、两国国旗、闪光灯和碘钨灯中，人们谈笑着，品评着来自丝路东端古国的中国穆斯林画家展示给他们即相通又各异的精神产品。

在《铜匠》、《乐园》、《天马》、《和旋》等带有鲜明伊斯兰文化特征，又有中华民族传统的新作前，人们议论着、赞叹着、合影留念。在《千古悬奇》、《三打祝家庄》、《伍秋月》、《古城会》等中国古典题材面前，他们被艺术家的一丝不苟，即浪漫又写实的表现手法和精深功力所折服，在那些云山雾水、花鸟虫鱼的笔墨挥洒中，他们再一次领略到中国宣纸和水气墨韵的神奇变幻与中国文化的博大气魄。这也是几十里几百里以外的观众和艺术家为什么看到报导后，纷纷赶来观摩的原因所在。画展开幕第二天，一位文化指导委员会的高个大胡子领导让他的秘书前来画展与我商量，要收藏《铜匠》和《伍秋月》，我说《铜匠》代表我探索伊斯兰艺术的新高峰，50万或百万美金我也不会出手，那幅《伍秋月》你还是找研究所按标价办事吧！

一个在波斯湾新造了豪华别墅的商人看了展览，选中了《悬空寺》、《三打祝家庄》和《古城会》，关于价格展后另议。

一位老妇人，看中了雷传翼的《春意盎然》，这是小画家在我赴伊前赶画的。水气淋漓，牡丹吐艳，谈判过程半个小时，从400美元谈到30万土曼（约40美元），我看她着实太喜欢了，出于友谊，也知道伊朗的经济现状不佳，便答应了她，当即她便交了5万土曼作订金。

第二天，塔瓦那先生和翻译接我和章韶华夫妇，前往文化部对外联络处，在那里见到了老朋友达士塔克女士和另一新朋友，章先生作了他的有关哲学对话。再次访伊，我作了增进两国艺术家进一步了解和交流的对话。

    下午，在画展上，1995年我展画“伊朗画廊”的主任，老朋友纳苏瑞·达斯坦小姐如约相见，她打了许多电话，约了许多好友来看画展，还为我和夫人及儿子雷传翼带来了许多精美的礼品。

次日，塔瓦那先生又安排我陪同章韶华夫妇前往由哈塔米总统倡议建立的“各文明界对话国际中心委员会”。繁华路段委员会的新办公楼上，悬挂着大幅黄布绿字红字波斯文书写的“当代杰出画家阿里雷公画展”并详细注明展出时间和地点。而且在邻近研究所的几个路口都挂有同样的画展广告横幅。过往行人和车辆会一目了然。参观画展的章夫妇对我的画展表示祝贺，为伊方对我的画展的重视给予了高度赞扬。

落座后，对话委员会主任总统文化顾问法立德·扎德先生与大家一一互致问候，这次属民间的关于哲学、思想和政体与经济的对话便开始了，我的发言是：对伊朗邀请章夫妇的对话表示吃惊，因以往我认为伊斯兰国家的对话多在伊斯兰文化范围内，对于章的思想及中国道教文化的对话，是我没有想到的。晚上，在伊朗劳动文化宫萨力维饭店（一个古色古香，属少数民族风格的饭店内），接受对话中心的宴请，新奇的环境，加之一道道伊朗传统佳肴，那味道和风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席间谈至午夜凌晨30分，外面下起雨加雪，路上不知是雪是冰是雨，车辆艰难返回驻地，就这样结束了新奇的一天。              

    之后的日子，便是章夫妇一个接一个的与各界的对话，我就成了自由人，把展画的公园资料拍了个够，这公园占地面积约15亩，分上中下三层阶梯式，在属富人区的坡地上，有十余个彩灯喷泉池，坐落在上部的展厅是近似蒙古包式圆形双层建筑，它的对面有相似形状的餐厅，有凉亭和一排排座椅，下层是儿童转椅、滑梯、爬杠等，草坪和花坛随图案式设计布满其间，一条条青石走廊，像中国的八卦阵，神秘幽静，虽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各种蝴蝶花已引来了飞虫。与来参观的各界观众交谈对话，与前来采访和拍照的朋友们长谈，彼此加深了理性的和感性的了解。在这独特的环境里，在这友好的氛围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伊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深厚友谊，以及他们可望了解中国，了解世界的真切心情。

争取她——我的自由

许多造访过伊朗的朋友，都抱怨安排无序和缺少自由，我认为这是因文化背景和民族习惯不同所造成，如能相互心里沟通，求得理解，还是有无限的空间，虽然我也觉得住在高级饭店不便，但还是争取到了一个外国来访者应有的自由。

14日下午展览照常，我突发奇想圆那自由（奥造帝）广场的梦。1995年，我曾在朋友纳伊尼的陪同下，登上自由广场的塔顶，观摩了塔底的展览和放映厅，并在文章中专门介绍过它。只是当时胶卷没能上好，白白浪费了感情，总觉是个缺憾。天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小雨蒙蒙，我与翻译搭乘小公共来到自由广场，这样自己安排，更会直接地贴近伊朗民众，穿过众多南来北往的人流和那隆隆的冲击钻的工地，来到塔边。时隔4年，它依然肃穆庄严，巍然屹立，从它身上透射出当时30岁的设计师马哈茂德一举中标的经典设计方案，既体现了伊朗传统的伊斯兰文明，又洋溢着这个蒸蒸日上、勤劳质朴、善于创造的波斯民族的气质。它还是那么伟岸，那么气势恢宏。

看它周围，车上车下的，工地上的，和花坛里的云云众生，让我顿觉平凡，顿觉有血有肉的鲜活着的他们与我，我与他们的交融，我何尝不是这众生中的一个，一个平凡的用笔谋生的生命。此时，我再次认知大能造物主给予我的感知（这也是我后来之所以要创作《过客》的动因吧）。

再次争取自由，18日中午，为期一周的画展将结束，萨贝梯先生安排我回饭店吃午饭，我预料不会再有去LALIEH公园的可能，便生出再访的念头，拉着翻译索乎拉比，急奔那儿，一边拍照，一边去选购手染布，工艺杯子等，把13万土曼和20几元美金零钱全部花光，又急匆匆在两点按时赶回研究所，并没有耽误了吃饭。

纳苏瑞·达斯坦小姐与我的约会推迟了两次，终于在17日中午，她来到研究所。按她的安排请我吃午饭，本来要等一位她的朋友同往，但等到12点40时还不见，她率直的一声“GO”，我们便打的往山上去。时值中午车很难打，终于有一辆热情的老司机在我们身边停下，由于后坐有两个小女学生，她急速让我坐在司机旁，而后也迅即紧挨我坐定，我对她的这种大胆自由行动深为叹服。车子前行，一路谈笑风声，我虽属“国际语言”，但司机和她都能弄懂。在一座立交桥旁，我们告别热情的司机，来到路口一个“热苏朗”（饭店），人还蛮多，生意兴隆，她点了卡巴巴、羊肉串、鸡肉串、米饭、酸奶、沙拉、馕、苏布（汤）和可口可乐，饱餐之后又打车前行，为换钱币，她带我走了5个银行。在伊朗，有些银行是不能为外国人直接换汇的。换了钱我们便步行去巴扎（市场）和伊玛姆SAGGEZ清真寺，在巴扎我为张承志、刘隆、孔昭刚、马明钧及老家的穆斯林朋友选购了大小不等的绒布刺绣拜毯。在相邻的SAGGEZ伊玛姆清真寺前拍照。之后，随她往在中国相识的好友阿里江·普尔的画廊，它是坐￥落在一个四层高档商业楼中，一层是百货，二层是衣物，三层是妇女用品，四层是各类美术用品商店和画廊，因没相约，阿里江普尔没在。在那里浏览过程中，我初步了解了伊朗的艺术市场，那些油画（同中国市场上的）属同一档次，伊朗风格的也一样，多属偏低价位，这是因市场广大和购买群体的经济状况相符。我们穿过人流和街巷，打车返回研究所。整个过程就像行军，在穿街过巷时，达斯坦小姐总是站在来车方向，并轻轻牵着我的衣角，“贝利，贝利（快点）”，让我阵阵联想到王洛宾的歌词“像一只小羊，紧随她身旁”。心底隐隐被温暖的暖流暗暗流淌。

    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很怪，在伊朗男女在公共场合不能握手，更不要说亲吻和拥抱，而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为表示最真挚的友情相见或分别时相互可亲吻和拥抱。（1997年春在芝加哥办展，我与美中商会主席保尔· 鲍罗相见时拥抱，他向别人开玩笑说我有同性恋之嫌，这就是民族文化背景和习惯的不同）。而自家亲属则不避此嫌，握手也好，亲吻也好，都属正常。再有，乘公共汽车时，男女要分开，男乘前半部，女乘后半部。但搭乘中巴和长途汽车就没有了此界限，尤其是搭乘的士，只要双方同一路线，同意一同搭乘，男女挤在一起便没有任何界限。在伊朗，由于经济原因，要最大限度发挥运输工具的作用，在的士上不但男人和女人可挤在一起，而且只要司机同意，前面可坐四人，后面可挤五人，这可能是打的士的世界奇观了。这其中也反映出驾车者的高超技术，也可以说这是伊朗民众自由方面的一种体现吧。

坐客阿里·江普尔家

18日傍晚，早就约好，画展结束后到同行好友著名细密画家阿里江普尔先生家坐客。早早将画展撤下的作品收拾装箱，一切就绪，阿里江普尔先生驱车来接，我们先到自由（奥造地）广场买长途汽车票，由于当时就是伊朗新年的放假日子，据萨贝梯和塔瓦那先生讲，去马士哈德和伊斯法罕的机票早已订光，而长途车票当时也没买到，只有明天让索乎拉比先生再跑一趟。

离广场不远的一大片新住宅楼就闪现在眼前，我们买了鲜花，在车内伊朗和阿拉伯音乐的欢快乐曲声中来到他家。经过宽大的地下停车场，再到宽敞的电梯过厅，上到10层，他的小儿子拜赫扎德正从家门探出头来等待我们。夫人和大儿子也高兴地来迎接我们，送上鲜花和祝福，宾主落座。

红茶、糕点和水果……我用摄像机细细地打量了这四口之家，中间一个楼梯，向上通到卧室属复式设计。客厅里窗帘、桌椅、衣柜、暖气罩十分考究，四壁装饰虽不豪华但也考究，精美漂亮的地毯，墙上讲究的画框里装着这位在伊朗颇负盛名的细密画家的作品，其中很多都是我去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见到过的精品，那是他与老师，国际绘画大师法尔希奇扬（侨居美国纽约），参加我国文化部举办的98国际美术年“法尔希奇扬和阿里江普尔细密画展”的作品。

主人再一次谈起中国政府和普通的中国人对伊朗人民的深厚友谊，以及他两次到我家坐客的激动心情。并提议我们携手走向世界（GOTO   GO TO   GO TO ……）。

在这艺术气氛颇浓的家庭环境里，我有一种仿佛回到家的感觉，同时隐隐想到自己那遥远的中国家。

蜡烛点亮了，鱼肉、鸡肉、米饭、馕、沙拉、酸奶和汤一道道热腾腾地上桌了，小儿子拜赫扎德把烛光吹灭，宾主便餐将起来，真可谓其乐融融啊。由于主妇没有把我当外人，所以没有戴头巾、披长袍，而是袒露着她那一头金发，穿着半袖背心，显出丰满和健壮能干的体魄。

这晚餐，既是我们伊朗再相聚对我的招待，也是我与他们全家提前过的伊朗新年。阿里江普尔的小儿子小我儿两岁，活泼可爱，也喜爱绘画，他当场画了飞机和机场，并用汉字写上“送给赛义德”，在镜头前，他不断重复着“送给赛义德，送给赛义德”，我心中默默述说着，愿我们中伊源远流长的友谊从他们身上继续传扬。

午夜零时30分，索乎拉比先生半路下车，阿里江普尔父子把我送到饭店，并相约返京时为我送行，真诚的拥抱道别。

节日里的古城  KHAVY

19日，给北京电话不成，给莫斯科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莫斯科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主席陈国平先生电话，约定返京前我在莫斯科短暂逗留并旅游，他到机场去接我。下午打点轻装，礼过沙目，索乎拉比和阿萨德兄弟俩陪我到长途汽车站，阿萨德去买回伊朗库尔德斯坦的车票，要回家过年结婚，本来满脸大胡子，今天理发后显得格外干净漂亮。我们原来计划在KHAVY待两三天后去库尔德斯坦，不知什么原因，计划被改变，去了乌鲁蜜叶。

就像中国的春运一样，长途车站内外，满是南来北往的旅客，在车站外我抓拍了几个市井镜头，之后便来到站内找个椅子坐下等待。一个士兵见我挂着像机，便把索乎拉比先生叫到一边，耳语了一阵，我断定是不让拍照。有了座位，我便拿出久违的速写本，捕捉起可用的素材。

将近9点，索乎拉比终于找到“后门”用高价卖票的司机，我们被安排在前排，暂时告别阿萨德这位热诚能干的库尔德兄弟，奔往KHAVY。

出站时，上来一兵一警，发了每人一张纸条，可能因我是外国人，并没发我，之后才知，那是一纸安民告示，主要让大家注意安全，尤其是提醒司机要早上75——晚80迈的速度，别超速行驶。的确，这一夜，司机开得平稳（正副两位司机）大路也像美国的一样宽阔平坦，窗外只能偶尔见到稀疏的城镇灯光，我便放心大胆睡起来，一路上简直要把前半生没曾坐车睡过的觉都睡过来。

6∶34分，我们到达伊朗西北部的塔布利斯市，在那里搭乘的士，渐渐爬向山区，一座头顶白雪的大山，伴我们进入高原。半阴半晴的天，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雨，一会儿又是雪，似睡非睡中见田野在转绿。路边卖木材和装饰材料的渐多，有的地方类似我们的乡下，偶尔有的村镇还有游乐园式的建筑，白杨，翠柳，沙柳，桃杏各色树木的颜色和自然界的山石水草与田地和谐的像艺术家在画板上调试过的油彩，那么舒服，那么沁人肺腑，这比起北京，比起德黑兰那喧嚣的车流，那拥挤的集市，那灰色的楼群，那难忍的空气，是何等的快慰和舒心。

上午9∶00，我们来到KHAVY古城索乎拉比先生的家。一个两层式建筑，每层有70平方米，也是铺满图案精美的地毯，茶几、硬背沙发，四壁贴好墙纸，屋顶顶灯处有石膏装饰图案，上层是他父母的居室，下层是他与弟弟索乎拉比·塔克使用。一个20平方米的小院，一个能放两个乒乓球案进行比赛的大地下室，可谓宽敞。

塔克把我当作久别重逢的亲人招待一番，他是个中学教师，当过兵，有女朋友但还没准备成家，目前正在大学学装饰装潢艺术。他把自己刻制在五合板上的“清真言”给我看并要送给我，万里迢迢，这盛情我无法拿动，他看出我为难，又拿出一块黑丝绒布，上面有他精心用麦秆拼成的古人诗句，真是心灵手巧。我终于接受了这盛情。索乎拉比·宋毕的父母于前两日到德黑兰的女儿家过节，家里就留下当教师的他克看家，他们兄弟5个，宋毕为长，除宋毕和塔克其余全都成家，他还有一个姐姐和四个妹妹也已全部出嫁，真可谓大家庭哟。他父亲是一个不大的商人，自己经营着一个中型商店，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支撑这么一个大家业的基础。

宋毕今年32岁，和我一样个子不高，但很能干，弹一手好吉它，当过兵，目前放弃了工作，靠爸爸资助，在德黑兰杯黑师德大学文学学院学了两年中文，准备两年后来中国深造，由于家庭生活条件不好，他和女朋友约定晚结婚并不打算要孩子，很多像他一样的青年都渴望幸福，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属于自己的家，所以他们最期盼社会的进步，经济能发展，人民能有更多的民主与自由。

索乎拉比的弟兄姐妹多，而他的父母辈兄弟姐妹也多，我们不但在节日里串了他很多的姨妈、舅舅、叔叔和表哥、表弟家，就是到乌鲁蜜叶城也串了四五家。他们每个家庭虽因经济条件不同，但过节是一样的热闹，都辟出一块小天地，摆上《古兰》，放上蜡烛、糖果、彩蛋、小金鱼、青麦苗等，以示吉庆，并祈盼来年大吉。每家的室内陈设大同小异，地毯、沙发、茶几、柜橱和鲜花，还有的在客厅辟出一个大花坛和上水石等装饰，从这里我们又能看出他们对艺术与自然的热爱。每逢客人到来，就用点心、水果和红茶待客，但一般不是提前约定，主人是不会留您用正餐的。

每年的3月21日是伊朗法定的新年，节前他们便备足了鞭炮，那声音和鞭炮的规模，不亚于中国人过春节所放的数量。在KHAVY的大街小巷，不时还能听到一阵阵鞭炮声，店铺几乎全部关门停业，只有几个卖馕的小食品店照常营业，这跟人们要天天吃饭有密切关联。我们来到古城中心的大石门处，从此便可进入古代式建筑巴扎（集市），与它相连的还有玛士巴来清真寺。

我们矗立在这800年前建立的古城门前，追寻伊朗先民的历史踪迹，花岗岩拱形门券两侧各雕有一个粗犷威武的母狮子，至于为何要雕母狮子，只有让我们自己去思索。它善于捕猎，善于保护自己的家和幼子。但它身上的斑斑弹洞，足让我联想到历代在此燃起的烽火。

600年前，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就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从此门进城，他没有留下烧、杀、抢的故事，到留下一句晓喻世界的真话，那就是：我的军队不怕波斯和任何强敌的刀剑，只怕被波斯女人那勾魂摄魂的眼神所征服。10天后，他拔营起兵又去征服别的城池。

历史已一次次证实，侵略者往往被被侵略者的文明所征服，这里有文明的力量，有武装的力量，还有那些占领者和被占领者所不愿正面承认的具有无形战斗力的伊朗妇女美貌中所蕴涵的力量。这一点那城门可作证，那古巴扎可作证，那古老清真寺也会作见证。虽然有土尔其奥斯曼帝国的占领和沙皇俄国的侵略以及近代英、法半殖民地化，都不能争服这一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极具内聚力与爱国传统的伟大民族。

世界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已证实，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民族，外部的任何压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封闭，自我扼杀，中国改革开放20年，在世界历史上再创了辉煌，20年胜过历史上的200年，上千年。伊朗现任民选总统哈塔米，顺历史，顺民意，实行稳步的改革，在外部与西方各国主张

平等对话，对内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从老巴扎和新巴扎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我相信他们会克服因战争、制裁和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困难，走向明日的繁荣与自由。

第二天，阳光灿烂，我们在索乎拉比先生的朋友陪伴下，驱车辗转来到伊朗古代大诗人布勒迪·本·夏姆希·乌勒塔尼的古塔纪念地，方圆近百余平米的空地上，倾斜矗立着一座约25米高，直径约5米的下大上小的砖塔，下方一个方形门楼，门上了锁。没到跟前我便把它收入镜头，拍到底片上，之后便是详细的端详。诗人生活在伊朗的两千多年前，他的诗歌至今在文坛上传扬，和郝菲兹、萨迪等大诗人一样，他为伊朗的古代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群孩子在空场的一角嬉戏着，突然一块不大的横卧在地上斑驳残蚀的花岗岩闪现在我的视线里。我们聚拢到它那里，前后右上都没有什么，只有左侧面隐约可见布勒迪·本·夏姆希·乌勒塔尼诗人的波斯文名字。

再往塔身上看，开始我们以为竖着一道道的砖那一弯一弯的东西是为加固塔身的什么铁器，经他们指点，才晃知那是一排排羊头骨。不过临街的一面少了许多。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是近代史上一个君王从这里过，一个小时内用枪打掉了那许多，我为他们也有这样荒唐的君王啼笑皆非，并断定那肯定是个土匪起家的草头王，否则他不会对自己的祖先如此不恭。

好在现在的政府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古代遗产，据说邻近塔周围的一大片房产都被政府买下，准备正式修建诗人纪念公园。我为此欣慰，并希望有一天能故地重游。

选择节假日结婚，是伊朗青年的喜上加喜的作法，在KHAVY的街道上我就看到几次结婚的彩车招摇过市，还有机会在一个僻静的胡同里同一位伊朗新郎在彩车前合影留念。

伊朗人民的文明素质很高，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遇到撞车还是什么冲突，他们之间很难看到像中国人那样争吵谩骂或是厮打伤人。

他们的文明还表现在世俗生活的能歌善舞中，我们从他们高亢的唱诵《古兰经》的音韵中也能领略一斑。在KHAVY，22日的晚上，我与索乎拉比兄弟和穆罕默德及法拉德兄弟同车到一个结婚的朋友家坐客。庆典场所是在那家的地下室，约150平米，四排百余人，坐在地毯上有中年人和白发老者，更多的是青年人，最逗人的是一个穿红裙子的6岁小姑娘，宽宽的额头，梳两个小辫，不时随着乐曲起舞，那么大方可爱。

作为贵宾，我被邀坐在鲜花簇拥的乐手旁，之后又被高升从地毯到椅子上。鼓声铿锵，电子琴的乐声和歌声汇成欢乐的海洋，人们按节拍鼓着掌，伊朗舞，阿拉伯舞，阿塞拜疆族舞蹈家穆罕默德·雷子的表演最精彩，他高高的个头，一身黑色匀称服装，步法矫健，动作潇洒，一板一眼，把庆典引向高潮。这时一个中等身材的小伙儿，腰间系一红丝巾，翩翩跳起阿拉伯舞，有节奏地扭胯，颤动肩部，一会儿仰卧，头渐渐贴到地毯上。每一个舞者上场，观众中都有撒上或递上现金纸币的，少的一张，多的三五张，十来张。小的一千，大的一万。

宴会开始了，两块大的塑料布铺在四排人中间，盘子、叉子、勺子、汤、馕、米饭、菜、豆菜煮羊肉一道道上齐，人们欢笑着大吃起来。约半个小时过后，餐毕，糖和红茶又端到每位客人的中间，我们美美的都品味了一番。乐曲又响了起来，青年人又情不自禁地跳起来。突然主持人请朋友“秦”（即中国客人）上场，数百只眼睛转到我身上，不容迟疑，我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只说道：你们在赶鸭子上架，便脱掉西服，学着鸭子“嘎嘎嘎”的叫声，随便按鼓点和掌声舞起来。

人生不知哪段经历会对你日后起作用，由于自幼喜爱文艺，中学时代也是宣传队的“明星”，独唱、重唱、合唱、现代京剧和弹拨乐都重经历过，由于曾在两个工厂工会搞过宣传工作，便掏出老本，将新疆舞、迪斯科、秧歌全搬了出来混在一起，博得场内阵阵掌声。人们开始向我撒钱塞钱，几圈以后随着舞点我把钱洒向主持人。又跳着将阿塞拜疆的兄弟拉上场，跳着跳着伊朗舞者，阿拉伯舞者纷纷上场，我们一会儿单人舞，一会儿双人舞，一会儿又拉成圈舞，舞会达到最新高潮，趁此时我悄悄退下场。

新郎在伴郎的陪伴下终于出现了，他在中间低着头木然走到会场中央，两伴郎一左一右，索乎拉比先生让我接过左边伴郎手托的苹果和蜡烛，与新郎合影。之后，我便和主持人、乐手、舞手等在场众人挥手告别。院子里，妇人们披纱隔窗观望，有的耐不住走进了会场，还有的在院子里欢快轻盈地翩翩起舞，这欢笑，这喜悦发自心底，它会驱散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一切乌云，会赶走一切烦恼。

回索乎拉比先生家的路上，我一摸脉一百一十多，索乎拉比到是说句实话，他们二三十岁，都满头大汗,  在他们面前您是老人啦，是啊，我已是45岁有余的人啦，望着夜空的星星和月亮，真正觉得已不是少年了。

索乎比拉的亲戚朋友多,关心我们的人也就多，今天这家请，明天那家请，这顿饭姑妈送，那顿饭姨妈送，由于我们常往外跑，总不在家，送饭的常白跑。

这一天该伦到索乎拉比的大弟请客了，路上我们第二次来到这个小城一位有名的雕塑家哈米德的工作室。他是我的好友阿里江普尔在德黑兰大学的朋友贾发尔的兄弟，靠自学成才，这个城市不少公园的雕塑出自他手，他还随哥哥一起承接过土尔其的雕塑项目，并到伊斯坦布尔施工。本来是放假关门，听说我要来，很早就到门市等候。

我细细地把他所有的作品观摩了一遍，其中不少是表现古代先贤的，而更多的是表现作者内心世界的作品，如两个大腹便便的人坐在两个瘦骨嶙峋的跪着爬在地上的人身上，他说这是有钱有权的人在压迫贫苦人。一个大胖子坐在地球上，下面许多瘦人在托着地球，再往下是骷髅，再往下是没了大脑的半个头的人。他说，这是有钱人，有权人，是霸权主义者，对人类，对世界的霸道。还有老人怨苦的身影，有裸身妇女跪地仰天呻吟呼号的身影。为表敬意，他送了我一尊古代诗人布勒迪·本·夏姆希·乌勒塔尼的石膏像。

从他那告别出来，我一度陷入深深的思索中，艺术作品离不开现实生活，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人民大众的疾苦与心声。

索乎拉比的大弟，身材魁梧，租住在城边靠近田野的一套民居，三口之家看上去过得并不富裕，儿子聪明内秀，特别喜爱绘画，还用橡皮泥捏了很多的小壶、小瓶、小动物。我的到访使这一家特别高兴，根据我对自己儿子的辅导经验，我教这未来的小画家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长线条和帅线条，看准后不犹豫，把橡皮干脆扔掉。

大弟个子很高，长得挺帅，只有两个很长的门牙，这牙就像传说里的魔王的一样，原来那是一次事故造成的，在工厂一块很大的工字钢飞到他的腮部，把他撞倒在地，下颌被打掉，满嘴鲜血，牙只剩下那两颗了。我庆幸他命大，而更命大的还算在两伊战场上，伊朗的男青年按宪法规定都得服兵役，他赶上了上前线，一次他们乘坐的直升飞机被打掉，很多战友牺牲，而他大腿根部被穿了个洞，经医治安拉让他又回到了阳世。

用过餐，我们奔向田野，大口大口的吸吮那清新又带着泥土芳香的空气，在市中心，在德黑兰，在北京，都很难得到这享受。背对着雪山晒太阳。据说，山那边就是土尔其，从中国开始的丝绸之路便是经KHAVY的古巴扎，出古城门再往右边的雪山，经关卡后到土尔其，到欧洲的。

好奇心驱使我提出，到那座山里走一趟，就这样，我和索乎拉比·宋毕及塔克三兄弟打的直奔那座山，一路爬坡，司机也好奇，我们穿过村庄和农田，把一排排杨树甩在身后，直到通天桥下才停车。一座跨度近一公里的大铁桥像彩虹横卧在眼前的两山之间，搞建筑设计的塔克端起像机，便被惊恐的司机给拦住，他说上面炮楼就要向我们开枪了，不要拍了，赶快返回，我被这突变的情况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随车退了两公里。我对他们说：美国的军事间谍卫星从天空可以把地上报纸的文字都能辨清，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又有什么可保密的。

能到野山野水，不拍点素材我不甘心，所以我要求慢慢回行，见滚滚似黄河源头的山水自上流下，我与宋毕飞身跳下丈余高的路基，在乱石旁，山水边记下这难得的一瞬。再前行，远远的雪云，排排灰白吐绿的杨树，互衬着初放的山桃花那丛丛暗红色的树身，青绿的麦苗和田埂上金黄的秋草，合成美丽浪漫的油画和抒情诗。

再往前又遇到了散居的库尔德人，土屋、羊圈、压水机、麦秸垛和几堆堆得很高的牛粪，那一团一团拍上去的牛粪痕迹上，留着一个一个的手印。不用问，他们除了烧柴，肯定还像祖先一样，用这晒干的牛粪烧饭取暖。我向另一个大院子里的男人挥手致意，他高兴的向我招手，几个男孩也高兴地向我招手。当我把相机对准坡下近处那几个依在土房门口的妇人时，她们笑着没什么反映，可当我拍完中景，试图靠近她们时，她们笑着叫着跑进了黑洞洞的屋里，我不想惊扰她们平静的生活，更不愿为陪伴我的兄弟招来什么麻烦，满足地和他们返回了城市。付车钱时，那司机要起了高价，并说去大桥他如何如何怕。宋毕付完钱，为安慰司机，我又给了他两千里亚尔。

听宋毕说，我们去的是一条通往土尔其的必经之路，不少商人是从那里把土尔其或欧洲等地的货贩到伊朗，同时也是从这里把伊朗的产品贩出去，但必需要有政府颁发的特许证。

意外的收获

回索乎拉比·宋毕家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旧货店，他对我说这是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开的，里面全是古旧货。因为我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游览，总要搞点儿带有那个地方特点的纪念品，一是收藏，二是回家后送朋友。

我们道声“色俩目”，便走进这古里古气的小店，十五平米，放满了带雕花的门窗、椅子、柜子、灯具、铜器等。我问有没有古币和邮票，老人和我谈笑着从衣兜里掏出几枚银币，我惊喜的就像他乡遇故人，接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老人指着那枚不大的说这是两千年前阿什康尼杨年代的，正面是马什哈德皇帝的头像，背面是在石柱的宫殿门前或是讲坛之上，一左一右俩侍从，中间站立着那位显赫一时的皇帝，虽有点斑驳，但形象和图案依然清晰生动。另几枚则一看便知是伊斯兰教进入伊朗后的阿拉拍时代的钱币。虽略轻薄了些，但还是字迹清楚可观。

老人看我如此喜爱，便又掏出一金枚，通过索乎拉比的翻译，知道这是公元700年撒撒尼扬时代的，人像头顶高冠后饰冠带，高翘的鼻子，深陷的眼窝，卷曲的长发和长须，地地道道的古波斯帝王形象。难怪当好友阿里江普尔见到这两枚古币也喜不释手，并把萨撒尼扬皇帝的头像在餐纸上画下来。

之后，老先生又拿出两大本巴列维国王时代的纸币，让我每种选了一套。最后，他把自己珍藏的两套有（一大二小）历代和巴列维时代每年出版的各类邮票和小型张集邮册让我看，更珍贵的是那些浓缩了KHAVY城市或者说是伊朗变迁的方寸历史印记，我只说想要来此作纪念的那小本（心里默念）和另个完整的霍梅尼时代的册子。愿那大本能幸运地流传下去，传给他们的子孙后辈，让他们从中能窥见本民族的兴衰历程。

我不可能见到伊朗更久远的真实历史，但从今日的伊朗生活中窥视到巴列维时代的富有与开放，那段历史应该说是伊朗近代史上辉煌的一页，她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化统治，大力实行了石油和矿产国有化，妇女和男人在社会上平等自由，连在清真寺礼拜也可以同殿拜主。但它也加速产生了两极分化，大力西方化，自由化。在那西方列强和社会主义阵营都惧怕伊斯兰的特殊历史阶段，巴列维的作法无疑得到外部的赞许，但他忘记了，在一个伊斯兰信仰历史悠久的国度，人民的宗教感情和宗教神职阶层的利益。任何事物过度都会物极必反，所以伊斯兰革命的浪潮一来，人民自然倒向了一边，结果他只能流亡国外，了此余生。

老先生见我是个艺术家，又是个远道来访的中国穆斯林，就总共半卖半送的收了55万土曼（约和百元美金）。我也送了他摄影包里所装的许多中国礼物，就匆匆和他拥抱，道声“乎达郝非孜！”与索乎拉比兄弟登上西去乌鲁蜜叶城的长途车。

我们从自由广场的纪念塔，从飞机场的飞机，从公路上跑的老车，从LALIEH HOTLO等那个时代留下的建筑；从百姓中中年以上人们的眼中，依稀能找到那个过去年代的痕迹，辨出他们对那个富有时代的怀念，以及对美好明天的憧憬，我祈祷安拉赐福这个伟大的民族，我相信伊朗会在不久的将来摆脱封闭，医治创伤，稳步重新迈入民主、自由、富强的新时代，再次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西上乌鲁蜜叶

登上长途汽车，再次感受到作为平民百姓的自在与轻松。出站不远，那白发白须的老司机把车停在一处检查站，换了什么关文，就又起动了。路边的两个行军绿帐篷和一辆汽车，几个兵士又把我的目光吸引住，没等我问，索乎拉比先生说，那是临时急救站，如果路上有事故或有什么病人，他们会及时提供义务救助的。我这才认识了帐篷和车上的那红色新月及红十字。

如果说开始因什么原因没能到库尔德斯坦是个遗憾，那么此次西行便把这遗憾弥补上了。车上，男人女人分家庭关系自行组合坐在应有的位子上，上车前排队是按自由顺序，而不是像坐公共汽车那样男女分开前后各占一半车厢。一阵阵清香的香水味从男人女人的身上飘出来和着一股股带着泥土芳香的库尔德人身上的牛粪味溶合在一起，让你感觉到库尔德人就在你身边。

有伊朗朋友曾问起我，你为什么对库尔德人感兴趣，我说他们独特，他们的服装独特，他们的生活习惯独特，一定很入画的。                                                       

1995年到伊朗，回国时我买了几大本画册，有绘画的，也有反映伊朗风土人情的，从反映库尔德的图片中了解了他们。这次土耳其库尔德独立运动领导者奥贾兰的被捕事件，把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库尔德人身上。他们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是从游牧随历史发展进入当代而与事不争的民族。只不过他的民族认可和自觉在历史和战争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往复中早已定位，且来得太迟了，他们的自觉和独立会牵动几个国家的神经，乃至整个世界。

车平稳的向西，爬上高原，那高原的坡度很平缓，偶尔可见座座库尔德人的村落和他们的羊群，山坡上草已返青，在雪山、白云和云影的衬托下，就是一幅幅甜美的田园画卷，古堡在山坡要塞处矗立着，又给人几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苍凉之感。一串油罐车，一座红房子的老火车站又给你几分亲切和新奇的感觉，让你觉得这高原并不偏僻，并非没有人烟。

突然，索乎拉比兄弟把手指向左边，闪过眼前那座山，天边一片翠绿的大湖横卧在眼前，“乌鲁蜜叶湖”我们不约而同地喊。我再也坐不安分了，也不管全车乘客什么目光，趁汽车拐过一道梁，我离开座位跑到司机的身旁，举起像机，那老师付和善地把挡风玻璃的遮阳板拉上去，副司机还站起来把位子让给我，我嘴里不住地道谢“黑里玛母努尼”，抓拍完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在这儿，我又一次感激他们的友好与文明。

四个小时转瞬即逝，我不情愿地告别那位老司机和全车的乘客，玩命地将留在那条高原之路的思绪扯回来，与索乎拉比兄弟俩往乌鲁蜜叶市内他们的姨妈家。

下午两点我们到家了，索乎拉比的姨妈去别的城市度假，表弟曼苏尔和他的姐姐艾克兰姆及两位他们的朋友早就恭候多时了。我们稍事休整就和大家一起盘腿坐在地毯上的塑料布前，用起那香喷喷的伊朗饭。

饭后我铺开宣纸，为曼苏尔家和晚上要去的索呼拉比表哥哈桑家各画了一幅竹子，曼苏尔和姐姐艾克兰姆为表示对中国朋友的友谊，把一块家传的天鹅绒拜毯送给我，我不好意思收下（此时我在德黑兰的行李已超重10多公斤）但又盛情难却。曼苏尔家住在山腰上，这一带属富人区，几乎家家有两或三层的楼房 。

    傍晚，我们几个男士散步往山上，山风徐徐，感觉比KHAVY城冷多了，且昼夜温差较大。乌鲁密叶城三面环山，一面对湖，除去几个高大规模的公共建筑设施，其余多数可算是民用建筑，剩下便是几座古老的清真寺。东面是我们来的方向，北面的雪山后面是土尔其，西边接壤的便是伊拉克，在曼苏尔家看照片时，他曾拿出一张两伊战争时他抢拍的镜头，两个直冲云天的烟柱，记载了伊拉克空军轰炸的情景。

下山时，我跑到小松林，等那太阳下山，让那云和雪山与傍晚的古城能在底片上有个好效果，20分钟寒风，把几位小弟的大鼻头都冻红了，连连抱歉后，我们飞快返回。

掌灯时，索乎拉比我们弟兄三个来到他表哥家，由于昨天在KHAVY见过，所以并不生疏，按过门铃，大门自动敞开，上二年级的大女儿丹尼斯兴高采烈地跑出来迎接，和我们握手亲吻，像个大男孩一样与我们亲近。这是一个四口偏中等收入的家庭，小女儿波尼兹刚出生三个月，眼睛大大的像一双要掉出来的水粼粼的绿色玻璃球。一层平房，一个小院，一辆甲壳虫汽车，这也是索乎拉比兄弟所梦想的小康之家。

哈桑是建筑工程师，供职于一个光电子公司，毕业于土尔其的伊斯坦布尔，夫人一头金发，和其他几个家庭一样，没有把我当成外人，既没穿袍也没戴巾，漂亮、文雅、和气，一看便知是受过高等教育，她毕业于设拉子某学院的电脑专业。夫妇两个靠工资每月能达400美金，这在伊朗算是中产阶级了。

喝过红茶，我们四个男子汉带上丹尼斯小姐，驱车来到白天上山的地方，和德黑兰与其它城市一样，夜晚灯火灿烂，真有点天方夜谭的意思，由此我不禁联想曾到过的美国的拉斯唯加斯，它白天像个死地，夜晚却是烟火辉煌，花天酒地的金钱世界。和它相比，乌鲁蜜叶又是那么真实，那么平易，真实的把我当作他们的家人一样。由于摄像机没有带灯，只能扫一下城市灯海，拍几张照片，便急速离开这寒风飒飒的山顶，去市内转一转夜景，买了晚餐打道回府。

晚餐后，我拿出送给哈桑的竹子以作纪念，他在谈话间拿出像小记事本似的集邮册，我喜爱地翻看着，索乎拉比兄弟说，哈桑表哥让您随便挑一幅。我又高兴，又不好意思，就精选了两幅巴列维王后的纪念票由索乎拉比定夺，他帮我选了王后与儿子和女儿的一幅。                     

据说，这位漂亮王后是位受过教育的库尔德女人，很受人们爱戴，在她之前是一位埃及王后，不知何故与国王分手。

小丹尼斯见到中国客人在家坐客格外高兴，指着我那朋友送的波斯语手册，不厌其烦地一句句教我读，我也一句句向她推销中国话。深夜零点50分，我住进丹尼斯小姐的房，她临时睡到父母房间，索乎拉比兄弟也各自休息。

25日，早餐后，我们依依不舍和哈桑夫妇握别，亲吻了丹尼斯，往市中心而去。

来到索乎拉比的叔叔家，老人健康开朗，还能说一口法语，墙上还挂了不知出自哪位工匠的中国小绢画，在一般的伊朗家庭中，如能挂一两幅是与不是的中国画，会显示主人的身份和品位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伊朗朋友对中国所抱有的友好感情和传统友谊。

老夫妇俩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瑞萨个头很高，大学毕业，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对道教有深刻了解，二儿子阿里·瑞萨经营一个小理发店。喝过茶，告别老人，我们开始了访古探幽。

我们预先要参观一个古老宏大的库尔德清真寺，路过巴扎时，我的镜头被一库尔德人经营的小布店所吸引，目光随镜头从漂亮的衣服到各色的花布，从店外和蔼可亲的库尔德兄弟到店内正在买布及等待交易的三位库尔德老人，“色俩目”、“乎拜！”、“唉低汤，穆巴拉克！”他们神色自然高兴地和我互致问候，店内店外一片欢乐气象。当我们要离开时，另一个商店年轻的老板托着一盘热腾腾的红茶和一罐白糖块，热情地来到我们面前，请我们喝完茶再走，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主人的美意，喝了茶，并真实地记录下这难忘的镜头。

穿过巴扎，经过一个大形新建清真寺，我们来到一座古老寺院里，见一座新式经学院在院子右侧，老寺正在维修，殿门紧闭，偏殿还搭了许多脚手架。我不甘心离去，同他们一起到殿前，见左侧玻璃不全，一块灰布遮在门窗外，把它撩开，啊！里面精美绝伦的文字与花卉图案砖雕，把我惊呆了。以往我只是从图书和画册上见到清真寺内这样的艺术，今天终于亲眼得见。

我让塔克撩起窗帘，塔克更聪明一步，把门上活动的玻璃抽出来，随后和我一同走进这神圣的境地，“艾啦哈姆都吝俩西，感赞真主”。

我似在沙漠中干渴逢甘露，也似那10天没吃饭的饥者，用摄像机、像机把这人类的艺术瑰宝足足饱餐了一番，我要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们，介绍给中国的穆斯林同胞们。

在这静地，我高高举起接“都阿依”的双手，默念赞词，祈祷世界和平，祈安拉普慈独慈于善良勤劳质朴的伊朗和众生。

将近中午，我们又来到市中心的一处伊朗古代宗教，即袄教（中国称拜火教）的圣坛遗址，方圆约1000米的一块空地，周围高大的铁栅栏围栏着，因是假日，故出入的门锁着。中间一座高约20余米，直径10余米，灰砖砌成的上下一样的圆似炮楼的塔，正面是一个规矩的长方门洞，门两侧砖上有雕饰，门楣上方不但有雕饰花纹图案，还有伊朗古代的文字，瑞萨通过索乎拉比向我介绍，这是两千五百年前伊朗古代宗教遗址，是全国保存最完好，也是最古老的一座。在设拉子、伊斯法罕等其它城市的“都是儿子”，乌鲁蜜叶这座是“父亲”。我能感受到他们为自己民族的伟大历史而骄傲。据说这个坛的火曾燃烧到距今400年，从山上，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这圣火，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熄灭了。

我从书上知道，袄教是公元前六世纪索罗亚斯特创立的，该教经典是《阿维斯塔》。其解释世界是以光明与黑暗针锋相对的本原构成。光明和善的化身是众阿胡拉，阿胡拉·玛兹达为众神之首；众婆提为黑暗和罪恶之神，阿赫圣曼为众恶之首。善的阿胡拉·玛兹达被奉为万物造化者，包括光明、天地、金木水火土等等。而死亡，疾病及一切邪恶灾难则出自阿赫里曼。这便是这一宗教崇拜为什么是火和光明的所在。

我国西北及其它一些地区也有拜火教流传，这也是汉唐前后从丝绸之路传至我国的。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不单是贸易和文化之路，也是宗教传播的重要途径，尤其是中国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更证明丝绸之路的伟大。

由于要赶飞机，我们草草在阿里瑞萨的理发店用过午餐，直奔飞机场。

返回德黑兰

索乎拉比·宋毕兄弟第一次有机会座飞机，15万土曼的票价对他们来说是昂贵的，好在这一切都由文化研究所来担负，我教他怎样办理登机卡和托运行李。之后，和与我朝夕相处短短数日，而结下深厚友谊的索乎拉比·塔克兄弟紧紧拥抱道别。

伊朗航空的安全检查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细致严格的。首先，工作人员和气地将我的摄像机电池暂时保管，到德黑兰再交还。行李经过X光检测后，就是人身检查，仪器和人手的摸检，那细致的程度就差人体最隐私的地方也摸一遍了。我理解他们的例行公事，这是为了更大程度地避免恐怖事件的发生。

凌空俯瞰乌鲁蜜叶，密集的城市建筑一会儿跑到机尾，而那碧绿的大湖却让我们飞越了10分钟，除了我见到的美国那要横跨15分钟的密执安大淡水湖，这可算是我见到的最大的盐湖。湖心一座大山，据说那是有很多住宅的最大岛屿，夏天有许多枝繁叶茂的树木，一条几公里长的桥直插湖心，从岛那端也伸出一段。中间为什么不修了，因为湖水的盐份太高了，那一段过往的车辆只能用船摆渡。

乌鲁蜜叶湖水盐份高的不生鱼虾之类，只有一种两三毫米的小虫能在夏季一片片地成群繁殖，并能把湖水染红，引得一群群海鸟在湖面上以此为食。乌鲁蜜叶还是个度假的好去处，在盐湖里游泳没有淹着的危险，就是不会游泳的人不小心掉下去也会飘着，而把沙滩上的沙子堆在身上洒太阳还有健美去病的功效。听了这些，我对她更恋恋不舍，但愿哪天能在此多生活几日，以领略这盐湖的美妙。

返回研究所已傍晚，萨贝梯和塔瓦那两位朋友都在，听了我此行的收获他们很高兴，当问起往返中国机票一事，两位不觉神情紧张了起来。本来在北京时萨贝梯先生的邀请函上白纸黑字写着，此次赴伊办展的吃、住、行及机票都由研究所负担，可现在他拿出一张别人名字的中航的过期退票让我看，并说，作为外国人，在德黑兰报销机票要提取美金，这很难，这张中航退票的钱是给您用的，三四年之内你再来，一定给您留着。

眼前的“支票”都不能兑现，何况几年以后，既然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和困难，我就不愿因为这张机票钱翻脸伤了和气和友谊。况且画展已成功地举办了，全部作品又都可随我返回，并游历了两个城市，结识了那么多重友谊重感情的兄弟姐妹，尤其是我已与莫斯科的朋友约好在那小住，就算了吧。

为了轻松和自在，我主动让萨贝梯先生退掉他已为我订好的德黑兰饭店的房间，与索呼拉比先生住到他的妹妹家（他妹全家与父母同往伊斯法罕串亲戚去了）。

26日一早，我还没有起床，索乎拉比兄弟已将为我洗过的衣服熨烫好，早餐后返回研究所，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让萨贝梯先生从外线要通莫斯科，而陈国平先生不在。

阿里江·普尔从其他城市赶回，放弃了与600公里以外的父母团聚，特意要陪我到深夜，并送我到机场。午饭后，我们驱车来到他的画廊，经过伊玛目SAGGEZ清真寺，我建议进去看看，里面铺满编织精美的地毯，殿顶珠光宝气闪闪发光，细看都是以不同角度的几何小镜子粘贴而成的，再加上金碧辉煌的吊灯，真是一派富贵气。人们有的在做礼拜，有的在念《古兰经》，有的坐在一处手捻“太丝比乐”（念珠）默念着。

往里，我们来到伊玛目SAGGEZ的墓前，金银制成的雕花墓栏处，围着许多虔诚的信徒，他们抚摸着，亲吻着，用额头紧贴着它，以示敬仰和沟通，并从内心希望先哲给予慰籍和力量，隐约听到被隔开的那一面妇女的默念声，诉说声和悲哀的哭泣声。这一幕又让我联想起1995年随纳伊尼先生到德黑兰古城REISHAHABDULAZIM那古老清真寺的情景。

我与阿里江·普尔和索乎拉比兄弟，一起向众人一样，也亲吻了它，抚摸了它，并举起双手接“都阿依”，愿安拉赐福我们。

穿过巴扎，顺达斯坦小姐带我走过的路，来到新巴扎的四楼，阿里江·普尔先生向我介绍了几位在此开画廊的同行，和两位经营绘画用品的朋友，来到他的画廊。约12平米的画廊，挂了许多他展过或没在中国展过的作品，两个办公桌，一个屏风，一个单人床和一个书札柜，我送他的山水小画《山高水远故园心》和我的好友女画家王润女士送她的“唐人诗意仕女图”，紧挨着挂在一起。这画室占了个好“风水”，下靠伊玛目清真寺，远眺德黑兰全景，可见他在这里的画家群中的位置。

由于约定，达斯坦小姐也赶来会面送行，并又给我的夫人和儿子带来礼品，而萨贝梯先生也不约而至。阿里江普尔先生把我们相聚的情况写成文字，并让我写成中文，在画廊传真给北京的伊朗使馆文化

处的玛贺大维波尔先生，萨贝梯关心我的莫斯科之行，征求主人的意见后，请我在画廊给莫斯科朋友打电话，陈国平先生可巧在，但他说，由于北约空袭南斯拉夫，莫斯科和全俄很多地方在游行，他们的工作计划全部被打乱，他已不能去机场接我，并陪我游览莫斯科。最后，他给了我一个朋友刘先生的电话，并说明他们的招待标准和帮我在机场补办入境手续。一切都妥当了，我们一起走出画廊，就此与萨贝梯先生告别。先送达斯坦小姐回家，按索乎拉比先生的话讲，她妈妈没有给她太多的“奥造帝（即自由）”。

之后，买了盒点心，便直奔伊朗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主任马生贵先生家。进门后，见马夫人和她的妹妹正在为我们包饺子，且严格按着教规把头巾戴得很严。我开玩笑地说，伊朗的姐妹见我到他们家都把我当作家里人，你们怎么这般呢？她们说自己一贯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喝过茶，热腾腾的饺子一盘盘地端上来了，我高兴地说，想不到回国前还能吃一顿家乡的饺子，真要托你们的福了。我放开肚子足足吃了有两盘。生贵有一个儿子，正上学前班，波斯语说得很本地化，可汉语却与我们说的不多。

我们的到来，似乎也为这个中国之家带来节日气氛，他把我送他的那幅精品竹子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大家见了都喜爱。

电视机里传来中国的卡拉OK乐曲声，应主人和朋友的邀请，我为他们尽兴地唱了几首中国的民歌，阿里江普尔和索乎拉比先生按着节拍鼓着掌喝彩，之后便是大家轮唱，一直欢歌笑语到深夜1点。马生贵执意要送我上飞机，就这样，告别了马家姐妹。一行人来到研究所取行李。

阿萨德先生又向出租公司要了一辆的士，两辆车直奔机场。和1995年从此返京一样，有自己的同胞相送，我觉得一切方便。的确，在这严格的关卡，马生贵几句话，我递上一本画册，第一关过X检测仪以后，一切顺利。而对其他旅客，尤其是俄罗斯倒爷，则要把包打开，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有的东西还要翻出来。行李箱打带加固，工作人员要25万土曼，马生贵几句话给了他人15万了事。抽了个空，我跑出海关，与在那里的阿里江·普尔、阿萨德和与我朝夕相处、关心倍至的索乎拉比·宋毕兄弟一一拥抱话别。

最后一关是托运行李，往履带上一放，超重14公斤，对方要罚款，我心想上次超的比这次多，这次也不会有问题。一会儿过来一位白发领导者，听那两位朋友低语以后，轻轻点头，把手一扬，“让他过吧。”就这样顺利完事。马生贵笑着说，安拉赐福您这有福之人那！我却感谢着说，这也少不了有你出场帮的忙啊。在最后出关处，我们拥抱握别。

德黑兰早5∶00时，我乘俄航561航班起飞，带着伊朗朋友的深情厚谊升空了，告别了他们，告别了这灿如珠海的德黑兰夜空，飞向那未知的莫斯科。

莫斯科——我会再来

莫斯科时间8∶45分，飞机平稳降落。由于是难得的晴天，降落前把这银白色的世界着实看了个够，白杨树，挂满白雪的片片松林，所有建筑上都是白雪。

由于不像从北京到莫斯科，这次多数是进关入境的，因为不知，我也随着他们走了一遭。当我递上护照时，那警官向我说了几句，我说不知道，她便叫来长官，那女长官见我是艺术家，态度还好，看过我的机票和护照，就让我去二楼。到二楼办转机的地方，我用仅有的两三句英语告诉他，我需要在这里打电话。我和朋友约好来接我，在莫斯科住两三天，他告诉我里面有电话亭，到那里可以给你的朋友打电话。

但身上没有零美金，我找了两圈，才知道那BANK（银行）9∶00以后上班，但9∶00过后，人来了还是不开门，等到开门，她又没零钱，她要我换卢布，我一张50美金，若莫斯科去不成，要一堆卢布有什么用。后来还是一位中国朋友出了主意，买点东西换零钱，机场里什么东西都贵，专宰过往旅客，选来选去，还是给夫人买瓶法国香水吧（29美元），一个美金零钱怎能给北京挂电话呢？我让服务员换开10元，她说没有，在那可真找不到北京服务业那笑脸。

上午10时，向电话亭那小姐交了一美元，她帮我拨通了刘先生的电话，我告诉他是陈国平先生的朋友，他由于南斯拉夫的战事不能接我，请您来接站，他听后很高兴，热情地让我等，我让那位小姐把所处方位告了他。

11点、12点、13点，刘先生没能来，我用“国际语言”问那小姐，她指指两个肩膀，我明白了，是边防站不让他进来。他没有进来的本事，自然也就没有把我办出去的本事了。陈先生是否夸大了刘的能量了呢？我本来给北京机场的朋友写好便条，让返京的同胞捎信回去，看来从德黑兰到莫斯科的计划因北约的炸弹而泡汤了。

由于几次和电话亭的小姐打交道，觉得她是个可信之人。为方便行动，我把两大卷画寄存在她那里，轻松放心地去换登机卡，去用机场免费的午餐。

正宗的俄式午餐，一盘炸面包丁的汤，一盘沙拉，两块黑面包，一块白面包，一大块鱼和土豆，外加一瓶饮料。

将近下午5点，我着实虚惊了一场，在我去买矿泉水回来时，明明电话亭那小姐说明天早上才下班，可门锁了，牌子上写了“GO17∶30”“FIEE5∶30”。我问了几个工作人员，他们都来去匆匆，才不管你呢。到是一位男警官态度和气的告诉我，别着急，这里一直到明天都有人，她可能去吃饭或喝水了。

我悬着的心咯噔一下放下了，是啊，一天了，你吃过午餐，可她还一直在坚守岗位呢。要真按牌上写的明早5∶30开门，我真要重新改航班了。5∶30分以后，那位小姐回来了，她向我说明去吃饭喝水了，她认为留下那写有牌子上的条子，我看懂了没着急，我但愿她知道我没有着急。

吃晚餐的时候认识了家住北京东城，从南斯拉夫逃出来的张永利先生，和温州闯到南斯拉夫去开发廊的一位小姐和一位经商的南方朋友。

转眼这一段从德黑兰开始的故事就要过去了，十几个小时稍纵即逝，马上又到登机的时间了，我从电话亭取出作品，致谢并和那小姐道别，她用英语祝福我“GOOD  LUCK！“GOOD LUCK！”我也祝福她。

登上飞机，前后左右都是自己的同胞，紧挨我的一位不爱讲话搞电脑的先生，背着背包在场内转了一天，大家都以为他是日本鬼子，所以没人理他，上飞机一说话，才知是同胞。

右边是两位公派到非洲去执行外援项目的，两年没回家，那年轻的小伙子激动的有时说不清话。再往左是入了英国籍的中国年轻母亲和四五岁可爱的女儿，经莫斯科回国，她热情地为一位上年纪的妇女填写中国的入境卡，这位老人是去探望在俄罗斯工作的儿子，与女儿一同来莫斯科的，入关时对方说她的签证有问题，给粗鲁地撕掉了，她女儿聪明地在递上护照时，塞了一百元美金就过关了。就这样，  老妇人也不会理论，理论也没用，自己也不知道在换登机卡处领餐票，饿了一天，下午才有人看出她的难处。后排的一位男同胞更惨，入境时他在卡上填了一千多美元，可她夫人在北京又给他身上塞了两千多美金，他不太清楚放哪儿了，可俄方在他验关时都给翻了出来，说他触犯了俄罗斯的法律。要钱，你就蹲两个月的监狱，否则就全部没收，要不就等半个月后去莫斯科法庭打官司，结果他只能认倒霉。机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只能送去同情的目光。再往机尾看，就是那20几个温州要去斯洛伐克打工闯世界的人，都说是那蛇头没有把对方海关打点好，或者是人太多招眼了，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全部被遣返回国。

看到这些人的境遇，我算是幸运的人了，办了画展，再次领略了伊朗的风土人情，满载那么多的礼品和友谊而归。没进莫斯科算什么，这是命运的安排，莫斯科——我一定会再来的。

                                                      1999年3月31日于北京